“国之大者”作为一个极具分量的当代政治术语，其话语魅力与思想深度，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文脉之中。它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古代治国智慧精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寻其古文出处与思想源流，不仅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把握其当代意涵，也能让我们在历史的回响中，领略先贤对于国家治理根本问题的卓越见识。

一、溯源：典出《荀子·王霸》的原始语境

“国之大者”这一词组，最直接、最权威的古代文献出处，是战国末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况的著作《荀子·王霸篇》。原文载：“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著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著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故曰：以国济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在这段论述之后，荀子进一步归结起来说道：“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玉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而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国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正是在这篇宏论的末尾，荀子掷地有声地提出了：“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玉改行也。……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彼国者，亦强国之征已。然而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顾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上好羞，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强道者也。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矣。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闵王毁于五国，桓公劫于鲁庄，无它故焉，非其道而虑之以王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序官：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之牢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万乘之国者，威强之所以立也，名声之所以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夫威强未足以殆邻敌也，名声未足以县天下也，则是国未能独立也，岂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胁于暴国，而党为吾所不欲于是者，日与桀同事同行，无害为尧；是非功名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堕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堕，必于愉殷赤心之所。诚以其国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国为危殆灭亡之所，亦危殆灭亡。殷之日，案以中立无有所偏而为纵横之事，偃然案兵无动，以观夫暴国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劲矣；案然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剸天下之美矣。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于是矣！权谋倾覆之人退，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务本事，积财物，而勿忘栖迟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暴国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则？彼无与至也。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也欢若父母，好我芳若芝兰，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彼人之情性也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彼以夺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天下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孰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安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赏庆以先之，严刑罚以防之，择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贯也，是以厌然畜积修饰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于府库。货财粟米者，彼将日日栖迟薛越之中野，我今将畜积并聚之于仓廪。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将日日挫顿竭之于仇敌，我今将来致之、并阅之、砥砺之于朝廷。如是，则彼日积敝，我日积完；彼日积贫，我日积富；彼日积劳，我日积佚。君臣上下之间者，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疾也，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国为是者霸。立身则从佣俗，事行则遵佣故，进退贵贱则举佣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庸宽惠，如是者则安存。立身则轻楛，事行则蠲疑，进退贵贱则举佞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如是者危殆。立身则憍暴，事行则倾覆，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劳，好用其籍敛矣而忘其本务，如是者灭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择也，王、霸、安存、危殆、灭亡之具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善择之者王，不善择之者亡。夫王者之与亡者，制人之与人制之也，是其为相县也亦远矣。” 通览全篇，荀子是在系统阐述其王霸之辨、治国大道之后，以极其凝练的笔触，点出了“国者，重任也”这一核心判断。虽然“国之大者”四字连用是在后世的理解与提炼中更为凸显，但其精神实质完全承袭于此。荀子所论的“国之大者”，首先在于选择正确的治国之道（“义立而王”），在于任用贤能（“善择者制人”），在于以礼义为根本（“礼义者，治之始也”），在于富民裕民（“王者富民”），在于强本节用（“节用裕民”），在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与和谐（“群而有分”）。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古典意义上“国之大者”的基本维度。

二、阐发：儒家思想谱系中的“大者”意涵

荀子“国之大者”的理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治国思想体系之中，并有所发展。儒家对于“大”的论述，往往与根本、重要、长远相关联。

• 孔子论“大”：孔子虽未直接论述“国之大者”，但其思想中处处体现对根本问题的关注。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强调德政是治国之“大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将粮食、军备、人民信任视为立国之基，其中“民信”被置于最高位置，可谓“大者”中的“大者”。孔子还言“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这里的“大事”即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要务。
• 孟子论“大”：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其论述更具系统性。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著名观点，这实际上是对“国之大者”价值排序的根本性界定，将人民置于国家（社稷）和君主之上，确立了民本主义的“大者”观。他主张“仁政”，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仁政的内容包括制民之产、轻徭薄赋、谨庠序之教等，这些都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孟子还强调“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认为此气“至大至刚”，这种对个体道德修养的极致追求，最终指向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链条，将个人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紧密相连。
• 荀子的集成与发展：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思想更具综合性和现实针对性。他吸收孔孟核心，同时批判性融合了法家、道家等学派的一些观点。他的“国之大者”论，既坚持了儒家的礼义根本和民本导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之喻虽出自《荀子·王制》，但精神与此相通），又特别强调了制度（“礼法”）、君主集权（“君者，善群也”）、富国强兵（“兵劲城固”）等现实层面，使得“大者”的内涵更加充实和具有可操作性。他将“王道”（以德服人）、“霸道”（以力辅德）、“亡道”（权谋倾覆）三条道路的抉择，视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最“大”问题，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洞察力。

也是因为这些，从儒家思想谱系看，“国之大者”的核心要义可归纳为：以民为本是价值基石，礼义德政是根本遵循，任贤使能是关键支撑，富民强兵是物质基础，长治久安是终极目标。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关于国家根本利益认知的基本框架。

三、流变：后世对“国之大者”理念的承袭与运用

自荀子之后，“国之大者”或类似表述所承载的思想，被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和演绎，成为衡量施政得失、评判局势轻重的重要标尺。

• 汉代：贾谊在《治安策》中痛陈时弊，指出“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他所忧虑的诸侯王坐大、匈奴侵边、礼制未立等问题，正是关系汉王朝生死存亡的“大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旨在确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本身就被视为关乎政权稳固和文化统一的“国之大事”。
• 唐代：魏徵谏唐太宗，常以隋亡为鉴，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这些劝诫直指政权稳固的“大本”。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探讨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优劣，实质上是在讨论国家结构形式这一关乎中央集权和地方稳定的“大问题”。
• 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是士大夫对“国之大者”责任担当的生动诠释。王安石变法，其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无一不是试图解决国家积贫积弱这一最紧迫的“大者”问题，尽管结局复杂，但其出发点正在于此。
• 明清以降：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天下）命运紧密捆绑，极大地拓展了“国之大者”的责任主体。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则展现了在民族危机面前，官员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祸福之上的“大者”抉择。

这些历史上的论述与实践，不断丰富和具体化着“国之大者”的内涵，使其从经典文本中的抽象原则，演变为贯穿中国历史的政治实践主线之一。它提醒执政者，必须时刻关注那些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而非沉溺于琐碎事务或眼前利益。

四、当代升华：新时代“国之大者”的深刻内涵与实践要求

进入新时代，“国之大者”这一古老概念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和战略高度，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当代意蕴，既是对中华优秀治国传统的继承，更是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深刻思考。

新时代的“国之大者”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它首要体现为心怀“国之大者”，必须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决策部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意味着，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重要的“国之大者”。

新时代的“国之大者”具有明确的人民立场。它深刻体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福祉。
也是因为这些，让人民生活幸福就是“国之大者”。这包括：

•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 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再次，新时代的“国之大者”具有广阔的战略视野。它要求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谋划和推进工作。具体来说呢，包括：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国之大者”。
• 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确保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等，这些都是关乎国家命脉的“大者”。
•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是决定在以后竞争力的关键。
•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新时代的“国之大者”强调责任担当与实干精神。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

•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 具备战略眼光和历史耐心，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 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将“国之大者”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 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善于作为，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

对于广大青年和求职者来说呢，深刻理解并践行“国之大者”，意味着将个人职业规划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在备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各类职考时，不应仅仅将其视为一份谋生的工作，更要认识到这是参与国家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途径。通过系统学习，例如利用易搜职考网提供的全面备考资料、政策解读和时政分析，考生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国家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从而在选择岗位、准备面试、提升综合素养时，更能体现对“国之大者”的认知和担当，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到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

，“国之大者”源自《荀子·王霸》，其思想脉络贯穿于中华文明治国理政的悠久历史。从荀子对治国之道、礼义根本、富民强兵的论述，到儒家民本思想的浸润，再到历代政治家的实践阐发，直至新时代被赋予的全新内涵与战略定位，“国之大者”始终是一个动态发展、历久弥新的概念。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承载着先贤的智慧，又紧扣时代的脉搏，指向民族的在以后。理解“国之大者”，就是理解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核心逻辑与根本追求；心怀“国之大者”，则是每一个肩负时代责任者应有的情怀与担当。这一跨越千年的思想接力，仍在继续书写其当代篇章，指引着中国这艘巨轮在历史的洪流中破浪前行，驶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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